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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梦 中国梦（七）
吕保堂
2015-03-20
斗私批修
1968年4月，又是大地回春的季节。一天下午我在村外散步，看到远处一辆汽车很像是长钢往这边开来的，因为我在汽车队工作过，知道长钢汽车马槽上都焊有一个三角钢架。等车到了跟前，还是一位我很熟悉的司机，听他讲厂里已经实行了军管，社会治安和生产形势也基本稳定，我听了很高兴，决定让他返回来拉上我和母亲回厂。上班后看到确实有许多人在忙于自己的工作，我们铣铇小组的9台机床已能开一个班了。我上班两天后，机工房门外就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内容很简单的两句话：“有些人在保卫红色政权时逃之夭夭，现在看见形势好了回来捞稻草。”因为没有指名道姓，我也就装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了，照常按时上下班。
在军代表的支持下，机修车间4月份搞了一次民兵整组工作，当把整组结果张榜公布后，很有影响的钳工技术工人侯文田找到车间军代表问：“吕保堂有什么问题？为什么民兵营的领导没有他？”问得军代表只好说我不了解情况……
5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我正在干活，有几位军人来到铣床跟前，我抬头一看是市武装部赵成旺政委。他指着身边一位军人说：“这是肖军长路过来看看你。”我急忙擦了擦手握住肖军长伸过来的手说，谢谢首长来看我，可我在这次运动中没有立新功。肖军长笑着说：现在立也不晚吗！赵政委接着说抓革命促生产就是立新功嘛。看到你在工作就行了。我领着他们在机工房看了一圈送出大门外，看着他们坐上车走了，我突然觉得自己不知是难过还是高兴，就想大哭一场。
6月初，车间核心领导小组组长高宪如通知我到长治市党校报到，住斗私批修学习班，报到后才知道我不但不是挨整对象，而且还是学习班里的领导成员，担任生活纪律大队长，分管站队出操、卫生打扫、组织纪律及对造反派的领导等。这次来住学习班的主要对象是各厂矿的厂级和中层领导，市委机关的科局长及市里各单位的造反派头头，共计200余人，分为三个小队，十五个学习小组，我们长钢的李秀林、魏子明等8位中层干部与4名职工加上淮海厂厂长白艮其及一名中学教师周鸣笛为第8组，第二项内容就是本人对运动的态度和认识，学习期间不准游街、不准批斗、不准文攻武围等，要以理服人。
6月26日毛主席对医疗卫生系统有个讲话，长治市医院的造反派为了纪念6·26，因为市医院和党校只有一墙之隔，趁午休之时，他们从宿舍后窗把原市卫生局局长史玲拖出去进行批斗。下午我们尽管把史玲同志要了回来，但给学习班带来了不好后果。第二天一位教育系统的女干部因怕回去遭批斗，就在党校院内树上上吊自杀了。事情发生后，我把在学习班里的造反派头头们召集开了个会，告诉他们无论是谁、是什么单位，一律不准来学习班叫人回去批斗，一旦发现首先把来叫人的人抓起来送到市革委。也许是这些头头们的作用，从此学习班一直到结束也没有发生过什么事件。
“八一”前，地革委副主任李顺达来校作了一次报告，中间休息时我陪他来到院内的大树下，他问我是那个单位的？我说是长钢的，1961年我在矿山工作时曾和祁德成队长去过西沟你家里，你还让申纪兰拿来葡萄让我们吃。他笑说噢，有这回事，看到你面熟一时又想不起来。他问我现在干什么工作。我告诉他1962年下放回厂当工人，是军分区首长为了让我保住长治市民兵代表的荣誉又调回厂区了。并简单给他讲了我在这次运动中垮台的经过，他听后没有表什么态，停了会儿，他带着浓重的林县口音说，没有啥，你要放下包袱，继续革命。
9月底学习班结束后，把我和郭保林、闫安贤等留下来准备办下期学习班，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在这三个多月的斗私批修学习班中，我还当了一回造反派的头头。
长钢实行军管后生产有了明显的好转，为了发展与扩大钢铁生产规模，厂里给机修车间增加了几台较大的各种机床，车间决定让我筹建第二金工工段。国庆节后我没有再去长治学习班帮忙，立即到林县去招农民建筑工来建金工大厂房。厂房开工后，厂驻军代表根据上级批示，为适应战备需要，不但要新建六五三、六五四的军工小三线，而且还要成立一个战备武器组，厂里把这个任务交给机修。长钢原来是军工厂，好多老工人对制造武器弹药并不陌生，可要适应现代战争的武器还得进一步学习，为此车间又让我和毕联珠师傅到河北省定州105厂去学习全自动步枪的制作，回来后试制的两支全自动步枪基本合格。
1969年春节后的一天下午，厂武装部打电话让我到招待所东排3号，我进去就看见了山西省军区政治部高世平主任，还有两位军人，厂里陆满才部长也在。寒喧过后，高主任问我的工作情况及在运动中的认识和表现，一提到对运动的认识，我就像童养媳见了娘家人，就想把肚里的酸甜苦辣倒出来，连发牢骚带诉怨气发泻了一通。我总认为自己是根红、苗正本身硬，一心一意跟党走，最大努力干革命，结果我成了运动的对象。这次运动让我体会到了我当干部吃了亏（少升一级工资）、当先进倒了霉。给我的教训是站着没有坐着好，坐着不如躺倒舒服……高主任听完后不但没有安慰我，反而批评我思想觉悟不高，对运动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走时高主任说：“小吕啊，你要正确对待运动，正确对待群众，也要重新认识自己，不要受点挫折就垂头丧气嘛！”送走高主任，陆部长批评我不该对首长说这些牢骚话，并通知我第二天到长治军分区开会。当我早上8点半到了军分区小会议室，已经坐满了，我看了一遍，出席全国民兵代表们都在，还有劳模和学毛著积极分子等。
会议开始先由军分区王宏政委讲话，他说：今天召集晋东南区先进人物来开个坐谈会，首先欢迎来我区视察工作的省军区政委张日清（当时是主持山西省全面工作的）首长讲话。张政委先讲了讲山西省的形势和当前任务后，又讲到了晋东南的形势与存在的问题，特别是讲到这些先进人物时，他严肃批评说：有个别人骄傲自满，怨气冲天，拉帮结派影响很坏。还有的革命意志衰退，怨气十足，说什么当先进倒霉，站着没有坐着好，坐着没有躺倒舒服，你们看看这还是个英雄模范所讲的话吗？我一听就知道是在批评我。后来的会议又讲了些什么直到散会我一点也没听进去。分区座谈会像警钟一样惊醒了我，使我不得不回头看看我这几年是怎样走过来的。文革前总认为自己是根红、苗正本身硬，所看到的是奖励照相，听到的是吹捧赞扬，自己的头脑为此也确实有点发热膨胀，正当自己在飘飘欲醉时，文化大革命的狂风巨浪把我吹了个懵头转向，所以就怨天怨地怨自己。当先进倒霉，当干部吃了亏，所以这样一来不求进取，甘心跟着大流混日子。张政委的严厉批评确实使我感到了危险和心痛，我痛定思痛再也不敢这样混下去了，人总要有点志气，一定要振作起来，趁着三十而立的年华，再努一把力做出点成绩来。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