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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怎么看读书
赵玉田
2015-04-30
科举时代的人，很重视读书和学习，“学而优则仕”是寒门学子的出路。科举制度创建于隋唐，至清末废除科举，总计延续了1300多年的历史，培养出了大批杰出的文人学士，以至于现在我们能欣赏到《长恨歌》、《琵琶行》、《岳阳楼记》、《醉翁亭记》等星汉璀璨的文学作品，这些在当下对提升我们的精神追求和道德情操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是中华民族的精神食粮，我们不仅要吸收还要传承发扬。我们知道在上世纪的100年是中华民族灾难频发之际，但是仍出现了鲁迅、巴金、老舍、曹禺、胡适、蔡元培等众多的文学大师级人物，现在我们的物质生活丰腴了，人们的阅读量反而降低了，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待我们深思。国治与文治不相侔，我以为国家的引导和风气的形成至关重要。
战争年代，有志之士广怀爱国心，这个时候人们读书量会增加。清代诗人赵翼在《题遗山诗》中写到“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爱国是中国人的潜意识，在国难之际，人们会纷纷抗争，寻找不同的途径来救国，比如鲁迅弃医从文，他的文章，不论任何体裁，处处都体现了爱国者的情怀，都是针对黑暗的社会现实的，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来说，是批判国民劣根性的，他不怕遇到问题，而是怕没有问题，或者有问题了没有发现，“救国救民”是鲁迅文章的时代印记，《纪念刘和珍君》一文就深刻地揭露了北洋军阀政府屠杀爱国青年的滔天罪行，有力地抨击帮闲文人造谣诬蔑爱国青年的无耻卑劣。还有他的《狂人日记》、《孔乙己》、《在酒楼上》等文章，都是批判封建思想的毒瘤，也阐释了一个道理，愚昧是产生专制的土壤。所以说，国家的不幸唤醒了全民的爱国心，在很大程度上激发着全民的读书信心和阅读力量。
和平年代，由于饫甘餍肥，一定程度上消减了人的读书量。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日子好了，人们就会死于安乐了，这是其一。其二是国家的引导很重要，大家知道两宋是文化最为繁盛的朝代，由于经历了五代时期武夫争相夺权的教训，宋太祖赵匡胤奠定了“以文治国”的定制，突破士族门阀之槛，大批的寒门学子得以参与国家管理，以至于出现了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等文学和书法大家，在两宋，文人不杀头，即使流放左迁后，物质生活也很富裕。比如陆游血溅龙床请北征，企图收复旧山河，让偏安一隅的宋高宗很不耐烦，但是也没有被杀头。再看爱国词人辛弃疾，据南宋作家洪迈爆料，辛弃疾的“稼轩”盖在江西上饶，离上饶县城大约一里，紧靠着一片湖水，占地极宽广，“其纵有二百三十尺，其横八百有三十尺。”南北长达1230尺，东西长达830尺。这里的尺指的是南宋量地尺，一尺有0.32米，所以“稼轩”南北长约394米，东西长约266米，总面积超过10万平米，折合市亩150多亩！遥想当年，大名鼎鼎的理学家朱熹听说“稼轩”落成，前去观摩，一进去就吓坏了，“以为耳目所未曾睹”，不光没见过这么宽广的大别墅，连听都没听说过，所以说，宋朝很重视文人，是两宋文化发达的关键因素。
读书碎片化，娱乐化，功利化，人们纷纷耽于拇指一族，一定程度上文化失去了厚重感，不管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国家都要搭建读书的方便之门，建立读书的激励机制，逐步引导形成风气，这极其重要。另外，个人的刻苦努力是关键，是内因，是决定性因素。内外因互相作用，全民阅读，书香社会可望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