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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梦 中国梦（九）
吕保堂
2015-08-31
9月9日毛主席逝世后，全国人民都在悲痛之中，工作队全体同志也集中在故漳公社举行了追悼会，我在《长治报》上发表了怀念毛主席的文章。10月份接市委通知解散工作队，各回各单位，我这一年的工作队长工作不足三个月，可足足影响了我的工作三年多。究竟是咋回事，请看“五七”干校就明白了。
“五七”干校
我回到安装队时，24m2烧结机工程已是收尾了，厂里又交给安装队一项建设安装五号高炉的任务。经厂里研究，由郑金祥同志配合我熟悉、了解、负责全面工作，安装五号高炉的建筑安装任务由副主任王喜联和技术员葛存元负责。为使任务干得又快又好，我把有文艺特长的王隶生同志抽出来，在工地搭了一个棚子放上扩大器，不但能把工地的好人好事广播出去，还能把在工作中受伤和劳累的同志进行治疗和休息。经过全队职工的共同努力，五号高炉建筑安装任务提前13天就完成了，受到了厂里的嘉奖。这三个多月和安装队人员在一起工作，我心里非常高兴，因为我看到了各工段的工长白全贵、崔书贵、史国珍和老工人殷三宏、张五成、苏义和李明生等师傅，他们不但是我的长辈，而且都还是长钢建厂的元老，他们对工作都是积极肯干，认真负责。还有那些班组长肖有昌、牛长顺、杨相林、毕春旺等更是为了完成任务不怕困难，不讲条件，带领着本班组同志们不分白天黑夜苦干实干，特别是那些工作在高炉上面的电焊安装工贾先风、王卫星、杜新善等都让我很受感动。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安装队虽然人员不多，但他们都是长钢职工中的精英。
1977年，党中央一举打倒了四人帮，老干部们得解放。很快，清查四人帮的运动也来到长钢。使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去年我还是邓小平派的工作队（翻案队），今年我却成了四人帮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帮派体系，被列为长治市清查对象。一开始我并没有当回事，因为我既不是帮派，也没有参加武斗，更没有杀人放火打过人，所以在我心里是坦坦荡荡、无忧无惧。清查组的人要我交待问题，我说没有什么问题可交待。后来看我满不在乎就停了我的职，发动群众写大字报检举揭发我的罪行，可半个月过去了没有大字报，只有运动积极分子们合写了一张大字报说让我老实交待和赵小计、常玉发开黑会的罪行。在清查组人员的指引下我才明白是因为赵小计、常玉发在我家吃了一顿饭，厂里就定成了清查四人帮的帮派体系问题之一。既然让我老实交待，我觉得也没啥丢人的事，我就如实说明事实真相吧。这还得从我在工作队时说起。1976年7月的一天上午，我照常到故漳公社工作队办公室，看到赵小计书记在办公室，我俩闲谈了一阵。我说上午你也走不了和我去厂里洗澡吧，他一听愉快地说好呀，这几天我也该洗澡了。于是我俩步行来到长钢洗澡，洗完澡已经11点多了，我就让他来我家里吃午饭。到家后我立即到自由市场去买菜，在自由市场见到了常玉发（厂党委常委、革委副主任），他问我什么时间回来的，我说今天上午和赵小计主任来洗了个澡，中午我让他在我这里吃饭，我来买点菜，他听说赵小计在我家就说要来看看他。因为我们工作队在长治集中时，就是常玉发把我们送到市委招待所还和我们在一起开了两天会，所以我高兴地欢迎他来我家看赵小计。
来到我家里看到我内兄吕福增正和赵小计在拉家常，因为很早前我内兄就让我给赵小计说说，想把他老婆从汽车配件厂也调回长钢来，他一见常玉发主任也来了，硬要把我们三个人叫到他家里去吃午饭。因为我知道他的意思，也就顺水推舟来到了我内兄吕福增家里。一点多才吃饭，吃饭间东拉西扯谈笑风生，两点多都还在饭桌上，市劳动局一位姓孙的人坐着赵小计主任的车来找他，先到公社不在就来到我家，我老婆就把他领到了这里。我问司机什么事，他告诉我是市劳动局给赵主任贴出了大字报，因为大字报是当时流行的和现在的广告一样，所以我也没往心里去。
现在清查四人帮运动，硬要把这次吃饭说成是抢班夺权的黑会，我真有点想不通。我想不通，有人想得通，清查组一位刚上台不久的中层领导给我谈话说：“赵小计曾许愿工作队结束后让你当长治市劳动局长，这就是开黑会抢班夺权。”并责令我写出上帮车，帮派忙的后台。这位新官的谈话后，让我一个人住进了一间房，叫隔离审查，并派专人看守，家里人送饭交给门房再转给我，这样一来使我忽然明白了“切西瓜划大线、转弯上纲的意思”。原来赵小计、常玉发都是长治地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联字号，这次清查四人帮运动的领导又都是文革时的红字号，真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想要报仇十年不晚啊。我静静深思，我自己也算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受害者。关于说有人许愿让我当什么官的事，甭说没说过，就是说过也不能落井下石，反正我一口说定谁也没说过让我当什么。后来清查组要我写我的罪行，我也有我的牛脾气，我就给戴景晨书记写了一份我的简历交给了清查组，再后来的日子我也就成了死猪不怕开水烫了，觉得什么也无所谓了。
在全厂讲清楚大会上，我明确讲到在文化大革命的两派斗争中我那一派也不参加，什么号也不是，说我后来上了帮车，帮了派忙那是因为在工作队赵小计是党委书记，我是副书记队长，工作上我要维护和服从他，在私人感情上他把我老婆从螺钉厂调回来长钢，还给我的女儿安排了工作 ，因此我觉得赵小计是我最敬重的恩人，所以我宁愿卧冰求鱼，也要煎汤敬赵。
1978年，我讲清楚后，党委安排我到中型轧钢当主任，我上班后车间党总支书记崔新亮让我把解脱手续办来，否则我不知该当主任对你还是按有问题的人待你。我一听就返回到党委找到程再明主任，说我不愿到中型轧钢去的原因，这样就坐了下来。在休息的日子里有人给我开玩笑说：“有福享受靠边站，老婆上班你做饭。”舒服的日子没几天组织部通知我和马洪宣、申启旺、刘恒忠到长治住“五七”干校。以前我光听说“五七”干校是干部劳动改造的地方，现在也轮到我去劳改农场强身健体了。去的时候除了铺盖牙具是自己带的，其余铁锹、水桶等劳动工具都是组织部给我准备的，我到了干校才知道今次住干部的对象是县处级、长钢也只有我一个人报到，到年底来校报到人数也没超过20名，这使我体会到，我这个长钢党委委员到关建时刻就成了县处级、厂级干部的临时代表了。
冬季农场事少，我也经常去市内转悠，一天下午，在西街遇到了机修党委干事任玉秀，他说他家离这儿不远，一定要我到他家里坐坐，到了他家才知道他和他老婆都已调到市里工作了，一问才知他舅是长治市委组织部长，我顺便也让他给我说说“是否也能调到市里来工作”。因为在机修我是书记，他是干事，一起工作过两年，他对我的工作能力和为人很了解，所以他就答应愿意帮我调动工作的事。
(未完待续)